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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劉東生院士誕辰100周年暨中國第四紀科學研究會成立60周年座談會報道
發布時間:2017-11-29 

  2017年,是劉東生院士誕辰100周年,又是中國第四紀科學研究會成立60周年。值此周年之際,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國第四紀科學研究會、中國科學院學部工作局、中國科學院地學部以及中國科學院大學、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地球化學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地球環境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中國青藏高原研究會11月22日上午在中科院地質與地球物理所聯合舉辦座談會,隆重紀念劉東生院士誕辰100周年暨中國第四紀科學研究會成立60周年。有關部門單位領導、中國第四紀科學研究會曆屆常務理事代表、《第四紀研究》編輯部成員、中國科學院新生代地質與環境重點實驗室成員以及劉東生院士的同事代表、學生代表和家屬代表等180餘人(院士19人)出席座談會。中國第四紀科學研究會理事長、中國科學院大學副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郭正堂先生主持座談會。

  座談會日程包括主持人致辭、部門單位領導發言、學生代表發言、自由發言和家屬代表發言。研究會秘書處根據現場錄音對發言內容進行了整理,全文(稱呼、問候、致謝略)如下。

  郭正堂院士致辭

  2017年,是著名地質學家、古氣候學家劉東生院士誕辰100周年和中國第四紀科學研究會成立60周年。今天,11月22號,是劉先生誕辰紀念日。選擇這個特殊的日子召開一個簡樸的座談會,隆重紀念劉東生院士誕辰100周年和中國第四紀科學研究會成立60周年。我非常榮幸受座談會籌備組委托,主持今天的座談會。

  這次會議由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國第四紀科學研究會、中國科學院學部工作局、中國科學院地學部主辦,劉東生先生工作過的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貴陽和廣州的地球化學研究所、西安的地球環境研究所、青藏高原研究會、中國科學院大學協辦。會議從去年下半年開始籌備,丁仲禮副院長親自擔任籌備組組長。

  首先,請允許我介紹出席今天會議的特邀嘉賓。出席會議的部門領導有: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前黨組書記、劉先生生前好友張玉台先生,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科學院大學校長丁仲禮院士,中國科學院學部主席團成員、地學部主任傅伯傑院士,中國科學院學部工作局局長李婷女士,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地球科學部常務副主任柴育成研究員。基金委劉叢強副主任原本要來,因為臨時有急事來不了了。今天到會的主辦和協辦單位的領導有:中國青藏高原研究會理事長姚檀棟院士,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所長周忠和院士,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長吳福元院士,中國科學院地球化學研究所黨委書記馮新斌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地球環境研究所所長劉禹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黨委書記何宏平研究員。

  今天,學界的許多前輩和著名學者在百忙之中來參加座談會,有些甚至是遠道而來。請允許我按照院士增選年份和姓氏拚音的順序作一介紹。中國科學院地球環境研究所安芷生院士,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台歐陽自遠院士,同濟大學汪品先院士,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葉大年院士,中國地質科學院岩溶地質研究所袁道先院士,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張彌曼院士,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王思敬院士,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吳新智院士,中國科學院大學石耀霖院士,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劉嘉麒院士,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朱日祥院士,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邱占祥院士,中國科學院地球環境研究所周衛健院士。

  到會的部門領導還有:中國科學院學部工作局的薛淮處長、王振宇處長,前沿科學與教育局的段曉男處長,重大任務局的周少平處長。

  參加座談會的劉先生家屬代表有:劉先生的女兒劉麗女士,劉先生的兒子劉強先生,劉先生的孫子劉康峾先生,劉先生的外孫王伊文先生。

  還有很多劉先生的生前好友、同事和曾經師從先生學習的學生,專程趕來參加今天的座談會。由於時間關係,請原諒我不在這裏一一介紹。

  我謹代表主辦和協辦單位,對各位老師、領導、同事和同學在百忙之中來參加座談會表示衷心的感謝!

  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長吳福元院士發言

  今天,齊聚這裏,隆重紀念著名地質學家劉東生先生誕辰100周年。我代表研究所熱烈歡迎各位!同時也對各位對地質與地球物理所以及她的前身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關心、支持和幫助,表示衷心的感謝!

  劉東生先生是經常談論的話題,談論的內容大多集中在他的科學傳奇上。我想,從研究所層麵來講,劉東生先生也給留下了巨大的財富。

  首先,是劉東生先生的戰略視野。以前的第四紀研究,主要是深海沉積和冰川沉積的研究。劉東生先生早期從事的是黃土水土保持方麵的工作。當時,黃土本身並沒有得到學界的普遍關注。但是,當挖掘出黃土的古氣候意義之後,劉東生先生抓住時機,將黃土推向了國際學術舞台,使黃土成為全球變化研究的三大支柱之一,這是對科學的重大貢獻。今天在座的,很多都是地球科學工作者,通常都是在某某地區工作。如何將一個區域上的地質工作升華為國際前沿的重大科學問題?非常值得深思。

  第二,是劉東生先生的學科布局。原中科院地質所是國家地質科學發展的重要基地。1954年,當時的地質所成立了第四紀地質研究室;1957年,又成立了中國第四紀科學研究會。盡管當時劉東生先生並不是這些機構的負責人,但他是公認的、這些機構的實際領導者。這些機構成立以後,原地質研究所又先後分出來了地球化學研究所、蘭州地質研究所、地震局地質研究所。從地化所又分出來了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和地球環境研究所。劉先生沒有門戶和單位的偏見,使這些機構的第四紀或者黃土研究、以及相關的環境地質、冰川地質、地震地質、等等都得到了蓬勃發展,使國家在整個第四紀領域走到了國際前列。僅就所而言,繼黃土之後,劉先生又部署了湖泊、沙漠、石筍等方麵的研究,使這些方麵的研究成為所第四紀研究的重要支撐。這也是劉東生對研究所的重要貢獻。

  在劉先生先期布局的基礎上,丁仲禮、朱日祥兩任所長,後來又將第四紀研究拓展到整個新生代。現在看來,從劉先生對學科的布局的角度來看,這還不夠。還需要把地球環境的研究推向整個地質曆史時期,研究地球環境的整個演變曆史。這也是決定未來地球係統科學發展走向的必然領域。

  第三,是人才培養。大家知道,劉先生是位大家,他培養了一大批傑出的人才。僅就院士而言,他的學生中就有在坐的安芷生、劉嘉麒、朱日祥、丁仲禮、郭正堂等5位。今天在座的很多人,都受到過劉先生的影響。這些人才,保證了這門學科長盛不衰,也是研究所、國家,這門學科未來發展的重要保障。

  劉先生的貢獻遠遠不止這些。我本人是學岩石學的,對黃土和第四紀了解甚少。但經常以黃土研究在理論上的推陳出新來鞭策自己。劉先生解決了黃土的風成成因問題;後來,他和安芷生先生提出了是什麽風的問題,也就是東亞季風問題。要在這個問題上取得突破,完整的風的地質記錄極為重要。丁仲禮先生在這方麵做了重要工作,將風的記錄擴展到了8個百萬年。包括朱日祥先生在內的諸多科學家,還就如何定量風的類型、強度和變化特征,在磁學方麵做了大量的工作。很顯然,為什麽有東亞季風?它是如何演化的?這又是一個新問題。郭正堂就這個問題,論證了黃土與青藏高原的關係,並將黃土形成的記錄推到了22個百萬年左右。這些理論創新,串起來娓娓動聽。這就是科學研究的魅力,是津津樂道的研究所的精神財富。今天早上我得知,劉先生的事跡將被寫進中小學的教科書,將成為國家的精神財富。

  我來研究所很晚,很遺憾和劉先生交往較少。我記得剛來研究所不久,有一天在電梯裏碰到了劉先生。他雙手插在褲兜裏。盡管差不多90歲的高齡,但他完全是一副年輕人的神態。我想表達的是,祝今天所有在座的人永遠年輕!也祝願劉先生開創的黃土與第四紀研究事業永遠年輕!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主任張玉台先生發言 

  我非常榮幸,能夠應邀參加著名科學家劉東生先生誕辰100周年暨中國第四紀科學研究會成立60周年座談會。

  在座的,有許多我非常熟悉的科學家。安芷生先生變化比較大,歐陽自遠先生變化不太大,張彌曼先生也變化比較大。我老跟大家說,我的老家在中國科學院,現在對外介紹的全稱是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原黨組書記。實際上,我前半生應該說主要在科學界工作。在中科院先後工作了兩段時間、13年,國家科委工作了8年,國務院科技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了3年,中國科協工作了將近10年。

  劉東生先生是斐名中外的著名科學家,我在回科學院工作之前,早已知道劉先生的大名。我是1988年6月10號回中科院工作的,周光召院長交給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恢複學部委員的增選。當時增選學部委員,從外部來講,需要得到黨中央、國務院的批準,而且每次增選都必須經過批準,不是現在這樣、兩年一次。所以,從1955年成立學部到1980年,這當中隻增選了1次,就是錢學森先生、吳仲華先生他們5位,從海外回來後增選的院士。80年,一批院士被增選進來。但直到1988年,始終不能進行院士增選工作。這從內部來講,需要統一大家的思想認識。當時,中科院有主席團,主席團有5位主席:嚴老嚴濟慈、盧嘉錫先生、錢學森先生、吳仲華先生、武衡先生。他們5位有一個特點:這一位主持完會以後,不交代下一次會由誰來開,由誰來主持。所以下一次開會前必須先征求他們的意見,還必須征求各位科學家的意見。我認識劉東生先生,就是在這個時候。塗光熾先生、劉東生先生、還有葉連俊先生,他們經常在一起,他們對這項工作給予了大力支持。

  2002年我去西藏的時候,在米拉山口碰見了劉東生先生。他當時已是85歲的高齡,還和夫人胡老師一起抗著攝像機照來照去。我深為吃驚,也深感敬佩。這就是科學家的精神!

  2007年,我因為睡眠不好住在301醫院,恰好在劉東生先生的隔壁。我經常去聽他的教誨。東生先生所取得的每一項重大成就,尤其是獲得國家的最高科技獎,我都從內心感到十分的高興。他的病情讓我十分擔心!他是我的師長,是的榜樣!他在前麵樹立了一座豐碑!他永遠是學習的榜樣!

  中國科學院學部主席團成員、地學部主任傅伯傑院士發言 

  今天是一個特殊的日子。大家知道,100年前的今天,劉東生先生誕生在沈陽。今天,在這裏深切緬懷劉東生先生,紀念劉東生先生誕辰100周年。

  劉先生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就從事黃土研究,對黃土高原的十條大斷麵進行了深入的解剖,對黃土高原、黃河中遊的水土保持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撰寫了《黃河中遊黃土》、《中國的黃土堆積》、《黃土的物質成份與結構》、《黃土與環境》等等專著。我自己是從事地表環境研究的,在黃土高原的研究中,我經常學習劉先生的這些著作,引用劉先生的成果。今年,咱們的年度地學評論“地球與行星科學評論”邀請我寫一篇黃土高原近期環境變化的文章,我還在閱讀和引用劉先生的著作。應該說,我是劉先生沒有注冊的學生。

  劉先生關於黃土研究的成就,正如泰勒環境獎評獎委員會的評價所說:“自然界把它的環境變化寫入三本天書:一本是深海沉積,一本是極地冰芯,還有一本,就是中國黃土沉積。劉東生經過半個世紀的不懈努力,和他的同事們一起開啟了這三本天書中的一本:中國的風成黃土堆積。”這是劉先生對科學的偉大貢獻!

  劉先生不僅在黃土研究方麵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還在環境醫學、環境地球化學、環境考古學、古脊椎動物學、全球氣候變化和可持續發展等方麵,做出了重大貢獻。我在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工作,我記得90年代劉東生先生就是研究所的顧問。他早年在環境方麵的研究也有非常大的成就。

  劉先生1980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1991年當選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他曾經擔任中國科學院地學部第四屆、第五屆和第六屆的常務委員會委員。在長達十幾年的常委工作期間,他為地學部的發展規劃、為中國地球科學的學科發展和人才培養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還和其他院士一道,完成了一係列有關資源、環境、生態、災害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谘詢報告。這些報告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批示、重視和采納。

  劉先生領導和組織了國內的多個學術組織,進行了大量的開創性工作。比如說:他曾擔任中國第四紀科學研究會的主席、中國科學探險協會主席、中國青藏高原研究會理事長等等學術職務。這些,又使我想起十幾年前、2001年,我到資環局工作。當時,劉嘉麒先生是第四紀研究會的理事長。劉東生先生非常關心學會的工作,他說:“咱們這個學會跟其它學會不一樣,這個學會是科學院支持的,不像其它很多學會是科協支持的。”劉先生多次跟談,也向劉先生匯報這件事的情況。劉先生跟一起,落實了對第四紀研究會的經常性經費支持,使得第四紀研究會的工作得到進一步的加強。今天也是慶祝第四紀研究會成立60周年,劉先生在學會方麵的工作、長期擔任學會的領導職務,推動了學科的建設和發展。

  劉先生培養了一大批地學人才,桃李滿天下。剛才,吳福元所長都介紹了。劉先生是中國地球科學誨人不倦的一代宗師。他的研究成果榮獲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陳嘉庚地球科學獎、世界環境科學最高獎泰勒環境成就獎,2003年榮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這都是地球科學的驕傲!

  劉先生為科學事業的繁榮和祖國的繁榮昌盛,兢兢業業工作了近70年,貢獻了畢生的精力。他以卓越的成就贏得了崇高的榮譽,用無私的奉獻譜寫了精彩的人生,為樹立了光輝的榜樣。值此劉東生先生誕辰100周年之際,召開這次座談會,一起緬懷劉東生先生,學習他求實創新、銳意進取的治學精神,學習他愛國奉獻、淡泊名利的高尚品德,學習他矢誌不渝、堅持真理的科學作風,把老一輩科學家寶貴的精神財富和學術思想傳承下去、發揚光大。

  我預祝這次座談會圓滿成功!

  中國科學院學部工作局局長李婷女士發言

  到地質所,對我來說有回家的感覺。非常高興,能在紀念劉先生誕辰100周年的日子,與各位相聚在一起,共同緬懷和學習劉先生的科學精神和傑出貢獻。

  剛才,看了會議發放的由韓老師和劉麗編寫的《劉東生年譜》和《劉東生手跡》,再聽了各位的發言,真的還是非常感動!先生去世的時候,我正好在人事局工作,在他的很多學生包括我愛人都沒趕到的時候,我趕去送了劉先生最後一程。我記得當時室裏是孫繼敏在場。現在想起來,我覺得我跟劉先生真是有緣。除了我先生(注: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員譚明先生)是他的學生外,我現在又到學部工作局工作,直接為院士服務。會前已經告訴我要發言,我以為是大家坐在一起說幾句話。結果今天很正式,在這個講台上,我也在糾結今天講什麽?我想,我是代表學部局來的,還是從學部工作的角度談談自己的一些體會和感受吧。

  今天在座的有很多院士。院士是國家設立的科學技術方麵的最高學術稱號,是國家和人民給予的崇高的榮譽。院士除了在自己從事的科學研究領域中做出令人矚目的貢獻外,還是國家科技智庫的思想源。所以,為國家發展建言獻策,也是學部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麵。劉先生的學術造詣和貢獻,是大家在發言中提得最多的。其實在學部工作方麵,劉先生也做出了非常大的貢獻。劉先生80年當選院士,當時叫學部委員,是文革中斷10年以後首批當選的學部委員。當選後的第二年,也就是1981年,劉先生就擔任了地學部的常委,而且連續擔任了三屆。作為院士和地學部常委,劉先生領導開展了大量的谘詢評議和野外調研工作,完成了一係列資源、環境、生態、全球變化和可持續發展方麵的重要谘詢報告。其中,黃土高原丘陵區生態治理、新疆生態建設和可持續發展研究、以及地表水庫、土壤水庫和地下水庫三庫協防治理、確保山川秀美等谘詢報告,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批示。先生當時就提出了山川秀美的理念,與現在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以及“建設美麗中國”的思路不謀而合,反映了劉先生科學視野的前瞻性、戰略性、以及他為學部發揮思想庫作用做出的重要貢獻。這是我的第一個感受。

  我的另一個感受是,以劉先生為代表的老一輩科學家和老一輩院士的家國情懷,是大家包括的年輕院士學習和遵循的榜樣。我到學部工作以後,這種家國情懷深深地感動了我、鼓勵著我。劉先生等老一輩科學家,誕生在積貧積弱的舊中國,經曆過痛徹心扉的山河破碎,體驗過內憂外患的痛苦和無奈。但他們懷著科學救國的崇高理想,無論是麵對國難當頭的戰火紛飛,還是在新中國成立後的百廢待興,或者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動亂混亂,他們都沒有離開自己熱愛的科學事業,從未放棄對科學的追求,為新中國的科技事業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我記得劉先生去世後的第二年,咱們所裏就出了《紀念劉東生院士》文集。我先生譚明作為弟子參與了劉先生年譜簡編的編寫,所以我也有機會聽他聊一聊劉先生,有幸了解到先生的很多事跡,有些甚至是壯舉。劉先生6歲就經曆了皇姑屯事件,這是國家曆史上一個讓人不能不銘記但又感到心情沉重的事件。劉先生青少年時代就胸懷科學救國的誌向,遠赴西南聯大學習。特別是在耄耋之年,84歲高齡仍第7次登上青藏高原的冰川雪峰;87歲高齡穿越羅布泊;90歲高齡在時任總書記胡錦濤訪問南非時親自寫信給總書記,為開展中非古人類合作研究和交流提出建議。所以,劉先生等老一輩科學家用自己的一生,將科學精神深深根植於中華大地和民族的血脈中,為樹立了追求真理、造福人類、服務國家的科技價值觀。可以說,劉先生以自己光輝的一生彰顯了院士的人格魅力和榮譽所在。這是我想講的第二個方麵。

  第三個方麵,常說“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劉先生不僅是科學大家,也是教育大家。我先生經常跟我說劉先生常說的一句話:“創新型國家建設中最主要的是人才!”。劉先生高齡時仍然堅持在當時的研究生院、現在的中國科學院大學任課。在座的尤其是他的弟子們可能都知道,國內有人做過以劉先生為核心的第四紀學術譜係分析。這個分析表明,劉先生的學術譜係發展到現在至少有四代。第二代有幾十人,到現在的第四代已經有幾百人。他的學生尤其是他親授的學生當中,很多人已經成為中國地球科學事業的領軍人物。今天在座的就有1991年當選院士的安芷生先生,2003年當選院士的劉嘉麒先生、朱日祥先生,2005年當選院士的丁仲禮先生,還有2013年當選院士的郭正堂先生。劉先生這個學術譜係,是一個蔚為壯觀、枝繁葉茂的科學大樹,這棵科學大樹的根,就是劉先生的科學精神。我先生譚明是劉先生的學生之一。他雖然不是這棵大樹的主幹,但也是這棵樹上的一片綠葉。我借這片綠葉的光,也算是一個感受了劉先生師恩的晚輩。我為此感到幸運和自豪!

  在新的時代,如何弘揚老一輩科學家的科學精神,發揮廣大院士的楷模作用?這是中國科學院學部工作局考慮的一個重要內容。今年,啟動了科學人生百年的網上展覽和巡回展覽,主要是想每年都向公眾集中展示當年年滿100歲的院士的精彩科學人生。今年有33位1917年出生的院士,對他們進行了集中展示。劉先生百年誕辰的網頁和巡回展已經同步展出。網頁以“黃土情、龍骨魂”為主題,以“求學路:心懷報國之心、獻身地質事業”、“做科研:‘黃土之父’的黃土魂”、“育英才:突破傳統、開拓學生視野的領路人”、“聊故事:你所不知道的劉東生院士”等四個方麵,展示劉先生精彩的一生。這個網頁和巡回展覽已經啟動,希望在座的大家有機會也去看看、聽聽,讓一起學習和緬懷。另外,今年組織編寫的“科學人生·中國科學院院士傳記”中的“劉東生傳”4月份已經正式出版;在今天的科學報上,還組織了3篇紀念文章。我想,所做的這一切,都是為了向先生致敬。

  劉先生的一生,可以說是穿越了曆史的滄桑巨變,經曆了苦難和輝煌。他矢誌報國的崇高理想、勇於創新的科學精神、嚴謹求實的治學風範和淡泊名利的高尚品德,將長久地激勵著。永遠還懷念劉先生!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地球科學部常務副主任柴育成研究員發言 

  我從科學基金的角度,談一談劉先生的一些事情。

  劉東生先生是以李政道院士為代表的、建議成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的82位科學家之一。這82位著名科學家簽名、李政道牽頭,建議中國成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用科學基金製打破行政撥款方式,支持科學研究。之後,劉先生又擔任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全委會的委員。應該說,劉先生為科學基金製在中國的實施,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這是我想講的第一點。

  第二點,劉先生是地學部第一屆、第二屆學科評審組的成員,也是重大項目全球變化的負責人。劉先生第一位獲得了地學領域的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為地學取得了榮譽,提高了地學在中國科技界的地位。在劉先生獲得最高科技獎之後,寫了一篇分析文章,還專門請教過丁仲禮,那時候還是所長。文章的題目是:“最高科技成就獎的啟示”。文章主要內容有四點:第一點,強調劉先生的科學敏銳性;第二點,是他對科學前沿和發展趨勢的準確把握;第三點,是長期不懈對一個方向的堅持;第四點,是對年輕人的支持。從在座的就可以看到劉先生對年輕人的扶持:出了一批院士和一批傑青。統計了一下,第四紀科學領域的傑青,在地學部各分支學科中大概是最多的。這和劉先生對年輕人的扶持是分不開的。

  最後一點我想講的,就是劉先生對基金委地學部文化的影響。都知道有個故事:地學部有一位同事,年齡比我還小,但大家都叫他郭老。為什麽叫他郭老?有人說:“劉先生都叫他郭老,所以就叫他郭老。”我講這個的意思是,劉先生提倡在科學上人人平等,對晚輩、對年輕人要保持一種平等的心態。應該說,這對地學部的學部價值觀或者說學部文化的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借這個機會,從科學基金的角度談了三點。今天,在這裏紀念劉東生先生誕辰100周年,緬懷劉東生先生。我想更重要的是,要把劉先生的科學精神、科學思想和人格風範發揚光大。祝願劉東生先生開創的科學事業走向更大的輝煌!

  中國青藏高原研究會理事長姚檀棟院士發言

  今天,我代表青藏高原研究會,緬懷劉東生先生在青藏高原研究方麵的卓越貢獻。

  心情確實很激動!為什麽這麽講呢?因為是劉東生先生創建了青藏高原研究會。他是第一任理事長,孫鴻烈是第二任,鄭度是第三任,我是現在的第四任。我想說,青藏高原的科學事業,是從劉東生先生他們老一輩開始的。今天在這裏,我自己沒有講稿,我這個講稿是劉東生先生當時寫的一篇文章:“21世紀的青藏高原研究應該怎麽做”,發在“科技報”上,很長,整個一版。這篇文章在發表之前,劉先生先給我寫了一封信,整個這一版都是他手寫體寫出來的。在這篇文章裏他對青藏高原係統性的考慮,也就是直到現在為止不管是科研工作還是青藏研究會,能做的事情。在這裏,他談了三個大事情:第一是青藏高原在哪裏?第二是這裏是世界最高峰,第三是青藏高原研究在於解釋全球。

  想想這三點。第一點,實際上是講,青藏高原研究要以中國人為主。他講了很長一段曆史,從馬洛裏的一句話開始。這句話,我也經常在不同場合講。當年,馬洛裏要第一個登上珠峰,有人問他,為什麽要登珠峰?他說:“Because it’s there”。因為它在那裏。現在到了這個階段,這句話應該變成“Because it’shere”,因為它在這裏。外國人講,它在那個地方,那個遙遠的地方,我要去。那麽現在應該說,這是中國的地方,中國人說我要幹這件事。這就是劉先生講的第一點。

  第二點,劉先生講的是世界的最高峰。這裏,我特別念一下其中的一段話:“對於青藏高原科學考察研究來說,(插話:他在這裏3次提到他是青藏科考隊的老隊員)幾代科學家共同努力的青藏效應和精神,是創造世界紀錄、進行青藏高原研究的最大的動力。把科學工作做到世界最高水平,就象征著青藏高原的科學研究走上了科學的奧林匹克。”這就是說,要做就要做好,爭取做世界第一。這也是老科考隊員,對青藏高原研究的同誌們的熱誠和帶有挑戰性的期望。

  第三點,講的是青藏高原研究在於解釋全球。這一點也講了很長的一段,還提出了地球係統科學的思想和多圈層作用。最後有一句話說:“在此,我想引用格魯吉亞總統薩卡什維利2005年12月23日說的一句話。他說:‘這個世界擁有共同的未來,中國在21世紀取得的成功就是世界各國的成功’。”這句話對我啟發很大。可以預期,後現代時期科學研究在青藏高原的成功,就是中國的成功,也將是世界的成功。在青藏高原取得成功,需要青藏高原研究的同誌們高瞻遠矚、實事求是、艱苦奮鬥、不斷創新。

  前麵幾位科學家都講到了劉先生的謙虛,我最後也想講一點。劉先生給我寫的信,一直都用“您”來稱呼。雖然是小字輩,他寫信還是用“您”稱呼。每次跟談話,都說請教對這個事情有什麽看法,是一種小學生的態度。劉先生在這篇文章的最前麵寫了一段話,是老師講給他們的一個故事。故事說:老師有一次回家鄉,碰到父親和一個來訪的老朋友談話。老朋友關心地問老師:“你在學什麽呀?”老師回答說:“我在學地質。”那位老先生忙著說:“袁世凱都已經倒了,你還搞什麽帝製呀。”這個故事引起了哄堂大笑。老百姓知道帝製,但不知道地質是什麽。劉先生還說,很多年過去了,他一直沒有忘記年輕的時候把這個故事當笑話講。現在年紀大了,覺得這個故事對自己很有用。他說:“一個人老了,常常認為自己講的是新鮮事,卻沒有想到說了過時的話。”我覺得,劉先生永遠都是這個想法:把自己當成小學生。

  剛才在下麵和安老師談到劉先生,安老師說,現在做的青藏高原研究、南極北極研究、青藏高原和南極北極的關係,就是當年劉先生提出來的、應該從青藏高原解釋全球的大思想。作為一個科學大師,劉先生的貢獻不僅是他的科學成果,他的思想為的事業指明了方向。我想對於青藏高原研究來講,這就是他的貢獻!他提出的從世界最高峰解釋全球的目標,還遠遠沒有達到。所以,他指明的方向,還得走下去,要以他的科學精神和小學生態度,繼續把青藏高原研究做好!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所長周忠和院士發言

  非常榮幸,能夠代表古脊椎所發言。古脊椎所是劉先生工作的第一個地方,雖然時間不算長,隻有幾年時間,但他跟隨古脊椎動物學之父楊鍾健先生,對古脊椎動物學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貢獻,特別是培養了他一生對古脊椎動物和古人類研究的深厚感情。

  剛才李婷局長講到一個題目:“黃土情、龍骨魂”。我覺得,劉先生一生的主要精力可能獻給了黃土研究,但他一輩子可能都沒有忘記龍骨、沒有忘記古脊椎動物學。為什麽這麽說呢?因為從他的研究成果來看,有很多涉及到古人類,他考察過很多重要的遺址地點,一輩子對古人類、考古研究都興致勃勃。2012年,朱敏團隊把一個重要的四足類祖先的化石命名為“東生魚”。除魚類之外,劉先生在哺乳類研究方麵,恐龍發掘研究方麵、像著名的萊陽白堊紀恐龍發掘研究,還有一些古人類遺址環境研究,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後來,劉先生離開了古脊椎所。當時,楊鍾健先生是很失望的。但是我想,這對古脊椎所也許不是件好事,但對中國的科學界是件大好事。另外,我覺得劉先生在古脊椎所短短幾年的經曆,使得他一輩子都對古脊椎所持有深厚的感情。古脊椎所申請各種項目、活動,的野外考察遇到什麽困難,劉先生都積極支持,包括李婷局長講到的、給胡錦濤寫信提議開展南非古人類合作研究。

  劉先生“龍骨魂”的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在古脊椎所找到了他一生的伴侶胡長康先生。胡長康先生,也是非常受人尊敬的德高望重的一位先生。劉先生去世以後,去看望她,問她有什麽需求,她每次都非常的謙虛,從來不提任何特殊的要求。這一點確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人都知道,所裏都叫她胡大姐。我發現,人被稱為大哥、大姐的,都是很了不起的人物。據說丁文江先生當年就被稱為丁大哥。所以我覺得,胡大姐在古脊椎所人心目中和劉先生一樣,都享有很高的地位。2010年,我和胡大姐來地質所,還有丁院長、朱日祥所長,一起參加了“劉東生銅像”的揭幕儀式。很遺憾,她也離開了。

  今年,正好是楊鍾健先生誕辰120周年。開了一個學術交流會,請丁院長出席,郭正堂老師給做了學術報告。這也是對工作的一個支持。作為一個小所,一個曆史悠久的小所,保留著很好的精神,但也有的不足。經常會感受到生存的危機。這時候,就會給當了大官的丁院長講,不要忘了所。丁院長說,楊鍾健是我老師的老師,你們放心。所以確實覺得,這樣一種淵源,也給這個研究所的發展增加了信心。

  我再說一些我個人的經曆。我99年回國以後,2000年組織了一次古鳥類的國際會議。聽說劉先生很積極,要參加這個會議,還要作報告,我感到非常榮幸。還有一件事:我記得劉先生曾經派人到所標本館,說很早就挖到一根羽毛,可能是中國發現的最早的中生代鳥類化石。1999年,劉先生跟劉嘉麒老師還有汪筱林一起,專程到遼西考察,還專門寫了一篇遼西環境與鳥類起源的關係的文章。當時我還聽說,他想試試Nature,也想湊湊這個熱鬧。當年,劉先生已經是80多歲了,我聽了還是非常的敬佩。關於鳥類演化和環境的關係,我自己當時確實還沒顧得上去想。幸運的是,在基金委柴主任的支持下,我跟朱日祥老師去年獲得了一個項目,研究深部構造環境和生物演化的關係。我覺得這件事很有意思。

  第二點,在我和劉先生的接觸中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十多年前在深圳召開的一次古脊椎動物年會。當時,劉先生每次都坐在第一排,從來都不會離開。我印象特別深的是,中間休息的時候,大家要麽去喝咖啡、要麽去抽根煙,就劉先生一個人站在那兒,看張福成的古鳥類演化的poster。當時,他也是80多歲了,所以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覺得老先生做什麽事都特別的認真。

  剛才大家都總結了,我自己當然總結不好了。我隻是在想,劉先生哪些方麵給留下了印象?我覺得,第一,是他確實非常的勤奮、認真、謙虛。第二點,作為一個研究人員或者一個研究所的所長,我也在反思,劉先生為什麽能夠從專家成為大家?我覺得,這個跟他非常開放的心態有關係。比如說古鳥類,這實際上不是他的專業,我相信他寫出那篇文章,Nature會不會接收也不一定。但是我覺得,他確實看到了一個熱點,並且敏銳地意識到鳥的演化和環境之間可能有一種關係。所以我覺得,可能正是他的這種開放的心態和博學的知識,幫助他建立了第四紀這樣一個龐大的團隊。剛才說他建立了一個譜係。譜係是一種說法,也許可以換一種說法:就是他創造的這樣一個事業、一個後繼有人的事業。這個事業之所以能夠成功,和他個人的氣質和淵博的知識,是有很大關係的。

  我祝願大家身體健康!

  中國科學院地球化學研究所黨委書記馮新斌研究員發言

  非常榮幸,能夠代表地化所參加劉先生誕辰100周年的紀念活動。今天也非常激動。大家知道,地化所66年從地質所搬遷到貴陽,劉先生是第一批到貴陽的,從66年到79年在貴陽工作。

  聽了大家的介紹,感觸非常深。劉先生的確是為國家的地學事業、國際的地學事業、包括地化所的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剛才大家從各個方麵都講了。我是環境地球化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的一員,我想說一下,劉先生實際上是環境地球化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的創始人。

  1969年剛到貴陽以後,劉先生就到陝西漢中做地方病調查,跟當地的醫學院和地方病工作人員一起工作。70年,他就去了黑龍江的克山,在他的指導下,地化所找到了克山病的原因,可以說跟國際上同步開展了環境地球化學研究。74年,當時的第四紀地球化學研究室成立了一個叫環境地質的研究組,這個研究組的前輩,後來領導地化所的同事開展了官廳水庫的研究,建立了國家第一個環境汙染化學分析實驗室。79年,在劉先生的支持下,地化所成立了環境地球化學研究室。盡管劉先生79年離開了貴陽,但是他對室的發展傾,注了大量的心血。比如說:80年代末,世界銀行通過貸款資助中國建國家重點實驗室。當時,我的導師洪業湯老師還有萬國江老師,在科學院和其它實驗室PK、打擂台,劉先生做了很多的指導工作,最後,也獲得了世界銀行貸款,成立了環境地球化學國家重點實驗室。

  我是91年到地化所讀研究生的。當時,劉先生還經常回所裏、來室裏,給作報告。從那時候開始,我對劉先生的感受就非常深。剛才聽了大家講的這些,更加深了我對劉先生的崇敬之情。從我簡單的個人經曆來看,我覺得,劉先生對地化所的環境地球化學事業,的確起到了奠基人的作用。今天在這裏緬懷劉先生,我希望能夠繼承發揚好劉先生做人、做事、做學問的這種精神。讓他的精神,永遠在下一代當中發揚光大!

  中國科學院地球環境研究所所長劉禹研究員發言

  今天,懷著十分崇敬的心情,在這裏隆重紀念著名的地質學家劉東生先生誕辰100周年。在此,我代表中國科學院地球環境研究所和我本人,表達對劉先生的崇高敬意和深切懷念,緬懷他為我國地質科學事業做出的突出貢獻,追思和學習他的遠見卓識、寬廣胸懷、高尚品德和科學大家的風範。

  劉先生是優秀共產黨員,是我國知識分子傑出的代表。他畢生從事地球科學研究,在中國的古脊椎動物學、第四紀地質學、環境科學和環境地質學、青藏高原與極地考察等科學研究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推動中國第四紀地質和古全球變化研究躋身世界前列,獲國際泰勒環境成就獎、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1942年,劉先生從西南聯合大學畢業。從20世紀50年代起,劉先生選定黃土高原作為研究全球環境變化的窗口,對黃土高原進行了大量的野外考察,完成了關於黃土、黃河中遊黃土以及黃土分布圖、中國的黃土堆積等的多部專著,確定了具有重要突破的新風成說,把風成沉積作用從黃土高原頂部黃土層拓展到整個黃土序列。1958年,他根據黃土地層中黃土與古土壤的多旋回特點,發現第四紀時期的冷暖交替遠不止4次,突破了傳統的第四紀四次冰期學說,成為全球環境變化研究中的一個重大轉折,奠基了環境變化的多旋回學說。從1960年起,劉先生將全球環境變化研究從黃土高原拓展到被稱為世界第三極的青藏高原,開始致力於青藏高原隆起與東亞環境演變的研究,把青藏高原研究同黃土高原研究結合起來,把固體岩石圈的演化同地球表層圈的演化結合起來,開辟了地球科學的一個新領域。上世紀80年代,劉先生基於中國黃土解釋了250萬年以來的氣候變化曆史,使黃土與深海沉積、極地冰芯並列為全球變化研究的三大支柱,為全球氣候變化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縱觀劉先生一生,他熱愛祖國,畢生奉獻於地球科學事業,在學術生涯中孜孜不倦、努力進取、團結奮進,做出了重大科學貢獻,被國際學術界公認。

  同時,劉先生為國家培養了許多傑出的人才。他的弟子中,佼佼者就有在座的安芷生院士、丁仲禮院士、劉嘉麒院士、朱日祥院士和郭正堂院士等,還有許多弟子已經成為我國地球環境科學研究中的骨幹力量。

  劉先生領導建立了一對被稱為“苦瓜”的地球環境研究所和地質所的第四紀研究室。記得上世紀80年代,地環所、當時叫黃土室,發展極為艱難,劉先生來到黃土室,鼓勵黃土室的人員。他引用“為人民服務”中的話,他說:“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看到希望,要提高的勇氣。”十多年過去了,劉先生講話時的神情依然曆曆在目,不能忘懷。現在,地質所已經成為“金瓜”,但地環所仍然還是一個“苦瓜”,盡管已經成為國際級第四紀環境科學研究的中心之一。

  就我個人來講,大家都知道,在我的樹輪研究生涯中,安芷生先生始終給予了巨大的支持和幫助,我感恩不盡。但大家都很少知道劉先生對我個人的關懷和支持。今天,借紀念劉先生誕辰100周年的機會,我特別感謝劉先生!1988年,當我有去美國念書的打算時,我告訴了劉先生,老先生親自給我手寫推薦書。2003年在濟南環境考古會議上,劉先生專門聽了我的樹輪報告。會後他找到我,要我把所有發表的樹輪文章寄給他,還說他要好好研讀一下,並且語重心長地告訴我:“樹輪工作很重要,你要大力去做,要做出成績,做到國際水平。”2004年,劉先生在廣東考察,有一天突然給我打電話,要我去做廣東的紅樹林,並囑咐我與餘克服聯係。2005年,劉先生在海南考察,見到一株上千年的油杉,他立即打電話叫我去取樣,還聯係了海南林業局局長接待我,同時叮囑我加強對我國南方樹輪的研究。經過多年的努力,如今我可以自豪地告慰劉先生在天之靈。先生,我沒有忘記您的囑托,我沒有辜負您的殷切希望!我組建了一支團隊,的樹輪研究做出了成績、也做到了國際,對南方樹輪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您的願望實現了!I hope you watch me somewhere!

  劉先生為中國地球科學事業的發展奉獻了畢生的智慧和精力,為中國地學樹立了一座豐碑,永遠是學習的榜樣。他高尚的情懷和執著的追求,深深激勵著後來人不懈努力,為中國第四紀科學發展前仆後繼、矢誌不渝。願先生的學術血脈薪火相傳、持續恒遠!願先生在天之靈保佑您的徒子徒孫團團結結、平平安安!

  中國科學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黨委書記何宏平研究員發言

  今天,懷著崇敬的心情在這裏隆重聚會,紀念劉先生誕辰100周年,緬懷他為中國地球科學事業做出的卓越貢獻,追思學習他實事求是、開拓創新的科學精神和淡泊名利、愛國敬業的崇高風範。

  劉先生一直非常關心廣州地化所的建設和發展,特別是對第四紀地球化學研究室的建設和發展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包括學科規劃、人才培養和隊伍建設,並且前瞻性地考慮到了如何為地方經濟建設服務。上世紀80年代後期,在劉先生的關心和支持下,地化所的第四紀研究室整體搬遷到了廣州。劉先生非常關注研究室的學科建設和發展方向,多次親臨廣州,與大家共同商討研究室的發展規劃,並參加和指導華南沿海的野外地質考察。在他的指導和支持下,所開展了華南紅土序列與全球變化、陸地生態係統碳循環的同位素示蹤等開拓性研究,逐步形成了具有我國南方特色的紅土與全球變化的新方向,提出了華南多旋回紅土序列、全球變化緯度效應以及氣候-構造耦合關係等新認識和新觀點。相關成果獲得了05年和06年的廣東省科學技術一等獎。

  另一方麵,劉先生也非常關注廣州地化所的人才培養。早期,除了安排地化所培養的朱照宇老師到廣州地化所工作以外,他也一直是所的研究員和博士生導師,為培養了孫繼敏、彭先芝、周厚雲、餘克服、侯紅明等一批優秀的研究生(插話:他們現在都已經成為科學院、高校的學術骨幹或者研究所的領導),為第四紀地球科學事業的發展和研究所的管理培養了一批優秀青年人才。

  第三方麵,劉先生非常關注第四紀研究如何與國家和地方需求相結合的問題。在他的倡導和支持下,廣州地化所開展了廣東沿海地質環境與地質災害及區域可持續發展的研究,係統調查和研究了廣東沿海地質環境背景與質量以及地質災害及其成因,並對地質環境質量進行了綜合評價,建立了地質災害數據庫和地理信息係統,提出了有關地質災害管理與防治的建議和措施。相關成果也獲得了06年的廣東省科學技術一等獎。

  剛才,很多老師講到劉先生非常低調。我來之前也跟地質室的幾個老師聊了一下,他們都提到這一點,就是劉先生非常低調。他們給我舉了很多例子。他們說,那時候地化所的老師都喊劉先生,劉先生經常說:“別叫我先生,叫我老劉就行了。”剛才柴主任講到,叫郭主任叫郭老。我覺得這跟所的老師講的是一樣的,大家都有這個感受。

  今天,在這裏紀念劉先生,為的是學習劉先生實事求是、開拓創新的科學精神和他艱苦樸素、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崇高風範。如果要問什麽是大事,那麽我想,劉先生為地球科學事業奉獻的一生就回答了這個問題。所以,應該以劉先生為榜樣,發揚以劉先生為代表的老一輩科學家的謙虛謹慎、嚴謹求實、無私奉獻的精神和品質,為地球科學事業再創輝煌而繼續奮鬥。

  學生代表丁仲禮院士發言

  非常榮幸作為劉先生的學生代表第一個發言。我的師兄都在座,要我第一個發言,我就說短一點吧。

  我是82年從浙大畢業後到劉先生這裏當研究生的,一直念了6年,88年博士畢業。當時,陳明揚老師是我碩士論文的小導師,安芷生老師是我博士論文的小導師。博士畢業以後,我就留在當時的地質所工作,當劉先生的助手。聽說肖舉樂統計過,的師兄弟裏,劉先生那麽多學生,一口氣念下來的隻有很少的幾個,可能我是唯一的一個。我聽了以後也很驚訝。

  今天回想起來,我當劉先生學生時最高興的事情是什麽呢?就是跟劉先生聊天。那個時候,他的辦公室很小,大概就18平米左右吧。那時候他喜歡抽煙,抽得很凶。我那時候也學會抽煙了。兩個人經常在他的辦公室裏一邊聊天、一邊抽煙、一邊喝茶。抽的是三毛一1包的叫香山牌的煙,一上午倆就可以抽掉1包煙。那個時候,劉先生態度是非常好的。大家都知道,劉先生很謙虛、謙和,實際上那是對外麵的人。對學生,劉先生還是很嚴厲的。這個,汪品先老師應該深有體會。因為曾經有幾次,劉先生,用現在的話說叫發飆的時候,汪老師也陪著。我說這個的意思,就是那個時候劉先生是什麽話都可以說。我這個人說話比較直,經常會愣說幾句,劉先生也就笑笑,“哎呀,不能這麽說。”也就過去了。所以我說,在我成長過程中,劉先生對我是恩重如山、無話可說。

  今年是劉先生的100周年誕辰,好多單位都在紀念。前兩三個月,中央台要做一個節目,到科學院來找我做錄像,問我對劉先生有什麽總結。我突然發現,我的總結,前麵的發言都講了。我講了劉先生的家國情懷,講了他的創新意識、他的認真、他的謙虛,對學生培養的重視,等等。我講的,前麵大家都講過了。尤其是李婷同誌,講得非常的到位,語言也非常華麗。我就不能再講了,再講就很幹巴了。我在這兒就想特別補充一點,大家沒講過的,就是劉先生的氣度和胸懷。

  大家知道,科學研究過程中勢必會有競爭。劉先生做黃土,國內做黃土的團隊也不少。但是,劉先生始終對非地質所和非他的親緣關係的單位、同事,都非常的尊重,盡他所能,給予他們支持。這一點,我覺得在今天這樣一種科技體製下,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劉先生在第四紀當主任,當時叫第四紀委員會、叫主任,正因為他有團結大家、共同發展第四紀科學事業的這種胸懷,不說是感召至少是影響之下吧,中國的第四紀學界非常的團結。這個團結了,也就把整個學科搞上去了。我想這一點,是非常值得當下這種體製下年輕人學習的。搞第四紀的越來越多;任何一個專業,搞同一個專業研究的也越來越多,勢必都會牽涉到項目的競爭等等方麵的問題,都會有部門的利益,都會有生存的壓力。但是,這種相互團結、相互支持、相互包容的精神,還是應該發揚和傳承下去!

  學生代表安芷生院士發言 

  劉先生去世以後,我寫了一篇紀念文章:“不倦的開拓者、堅毅的奠基人”。今天大家講了這麽多以後,我就不用講那麽多了,我就講幾個特點吧。

  我62年到地質所,他住在北新橋,吳子榮帶我去家裏,他第一句話就問,你對第四紀感興趣嗎?我說我不喜歡第四紀,我喜歡地球化學。這是我原話。劉先生臉色都變了,但是並沒有嫌棄我,還把我放在他的辦公室。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當年做碩士論文的時候,他要我搞黃土,我說黃土不靈,黃土的分辨率太低,我要搞鹽湖,做氣候變化,老先生一下子臉色變了。後來,他找趙希濤和賈蓉芬去做黃土,我就沒去做。我一個人到內蒙去,做了鹽湖。但是他也並沒有說什麽,還是包容了我。

  我在研究生期間,確實受到了全麵的訓練,比現在這些研究生,訓練的麵真是寬得多了。到古脊椎所學哺乳動物化石鑒定,上哺乳動物演化、人類演化的課,一個一個的石器讓我畫。孢粉,我也學了。當然岩石薄片這些,原來就會看。什麽粒度分析呀,這一套東西。孢粉,還是找蘇聯科學院院士涅依施塔特的學生陳碩民博士來教我,還要考試,當然也得到周昆叔的指導。這個,確實對我後來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礎。他經常是禮拜天晚上從北新橋回到這邊地質所的黃樓,路過的時候首先看一看,他320房間的燈光是不是亮著。燈光亮著,他就高興;燈光不亮,第二天他就問你到哪裏去了,非常地嚴格。他對我的這些訓練,確實構成了我的基礎。

  劉先生一生很大的成就,就像最高科技獎獲獎,我想大概有兩條:一個是風成說,一個是把黃土推向了世界。我想補充一點,就是他建立了一個很大的團隊。50年代,他對黃土的水成說提出挑戰。那個時候,他的團隊包括:王克魯、吳子榮、蘇聯義、王挺梅、朱海之、楊理華、文啟忠、陳明揚、周昆叔、陳承惠、鄭洪漢、郭旭東、盧演儔、丁夢林、高福清、裴靜嫻、胡碧茹、和蔡靈鐸。為什麽我專門提這個呢?這個,是當年劉先生領導的第四紀研究室的基礎。所以我覺得,這些人也做出了很大的貢獻。這也說明劉先生能夠團結大家,把黃土風成的證據提出來。

  另一個插曲是,他1960年去波蘭開會,做了中國黃土的報告,後來和張宗祜先生一起發表了。當時,他去找李四光,李四光聽他匯報的時候在房間裏走來走去、來回踱步。後來李四光定了一個調子:就寫馬蘭黃土、離石黃土、午城黃土。劉先生本來是要提出黃土-古土壤序列的旋回性、也就是氣候變化的旋回性。看來,李先生他雖然是大家,也是保守了,當然也是一種穩妥的做法。如果在那次波蘭的第四紀會上,他就提出來multi-cycle這樣一種概念的話,在國際上提出冰期的多個旋回,那中國人真是了不得了!這也是錯過了一次機會。這件事正式發表,還是後來在寫《黃土與環境》的時候,他讓我幫他組織編寫這本書。在《黃土與環境》中,他把黃土的工作推向黃土與環境相結合,並且將洛川黃土-古土壤序列與深海氧同位素記錄進行了正確的對比,將黃土與全球相聯係。他很強調可持續發展。這本書,前麵描述了地層、氣候變化等理論問題,後麵又寫了黃土與克山病的關係、黃土與工程地質的關係。當時陳明揚還寫了些什麽,我也記不得了。他始終對可持續發展非常重視。

  還有一件事,他、李振聲、施雅風、楊文景,提出來在西安建立一個黃土與第四紀地質研究室,他當時說到北京來很難弄。他本來想調我到北京來,說跟方毅講了。後來就沒有來了,他說算了,你到西安去吧。90年代初,出了一個《黃土·第四紀地質·全球變化》,他寫了一個序,很看好這個研究室。他說,你們不用擔心被別人瞧不起,你們是金子,總會發光的。這個研究室到現在的研究所,已經連續7次被評為國家的優秀重點實驗室。雖然現在在改革中還有些困難,但前途是光明的!

  他這個人很有遠見。他能夠從戰略的眼光來看問題,不僅是科學上,在國際合作研究上也是如此。他說,為什麽在80年代初期他要跟澳大利亞合作?他說因為美國一下子進不去,美國人不理,給Kukla他們寫信,他們都不理。所以,他就到澳大利亞,跟澳大利亞的Donald Walker、John Chappell和Jim Bowler合作,然後把人派到澳大利亞。他說,這就是他所認為的中間地帶。這件事後來說明是非常成功的,使大家能夠有一個初步踏出國門的機會。

  他非常勤奮。1975年,他參加了中國第一個科學家代表團,到美國去訪問,周培源帶隊。當時,讓我給他準備材料,我在北京住了兩個月。我住在第七招待所,他呢,每天坐著公共汽車,到三裏河的第七招待所,風雨無阻,跟我一起,中英文一字一句地弄。

  他對科學的發展有敏銳的洞察力。現在石筍鬧得很凶,認為很棒。其實,劉先生還是非常早地就在地質所開展了石筍的研究。當然是不是第一個,我不敢講,但是譚明他們就開始做這件事了。就是說,他對高分辨率研究,包括對樹輪、對石筍的高分辨率研究非常重視,還是非常了不起的!確實,他奠定了中國第四紀地質在國際上的地位!

  關於他在Nature發的那篇文章,跟Heller寫了中國黃土的年代。這篇文章是怎麽來的呢?坦率地說,當年,許靖華建議,他們兩個人定下來在洛川打鑽。我冬天跟鑽跟了一個月,還采了樣,切了樣品,做了剖麵。他到瑞士跟Heller合作,還得到葛同明先生的一些幫助,把這個剖麵測完了、發表了。這件事,為中國黃土、現在叫2.6個百萬年的黃土-古土壤序列,奠定了國際地位。這篇文章,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還參加實驗室工作,測樣品,親自測。那時候已經是高齡了,這也是了不起的事!

  青藏高原科考,我就不多說了,也有很多事。當年,他和施雅風登希夏邦馬的時候,我跟他講我想去。他說算了,你就不要去了。當然原因是多種多樣的,非常遺憾。他首次在京西賓館組織青藏高原的國際會議,解決了很多問題,並受到鄧小平的接見。

  他對培養學生一貫都很重視。上世紀60年代,他親自帶領賈蓉芬和趙希濤去藍田出野外,考察黃土。後來丁仲禮、朱照宇、郭正堂做黃土論文,他都親自對我說,要大力支持,要帶他們出野外,不能掉以輕心。

  很容易看到先生的榮譽和桂冠,但是,很難想象他是經曆過戰爭、困境、文化大革命而白手起家的這樣一代人。先生的事業生涯中有幾個轉折點:最早從學機械轉到地質學,從古生物轉到水土保持和黃土研究,從礦產勘探轉到克山病調查、環境保護,從黃土成因轉到黃土區環境再到全球變化與地球係統科學研究。其中有些是他自己的一種選擇,而另外一些,實事求是地講,是在學術研究由於曆史原因遭到困難、無法繼續工作而被迫作出的選擇。令人敬佩的是,在每一個曆程中,不管時間長短,先生都毫無例外地對從事的事業盡心盡力,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並一一取得成功。他成功之道理很簡單:勤奮、堅持、細心,更重要的是,他不顧個人利益、渴望真理的這樣一種心態。

  我覺得先生也是個好丈夫、好父親。先生與師母胡長康半個世紀的婚姻驗證了他們不變的承諾和堅守。沒有師母的幫助,先生取得這樣的成就是難以想象的。在我的印象中,他基本上是不管家的,真是一心一意撲到事業上。孩子們也是品學兼優,先生的成功與孩子們的理解和支持也是密不可分的。

  劉先生對我,是無話可說,真是無話可說,包括對我本人和我的家庭。我記得90年代末,我女兒安沛去美國,是師母陪她去美國使館辦的簽證;是劉先生、胡師母和台益和一起,把她送到機場的。

  總之,他學識廣博,人格高尚,始終麵帶謙虛和藹的笑容。但他對研究集體內部是非常嚴格的,而且是非常嚴厲的,他確實有這樣的兩麵性。不管怎麽說,他的貢獻如此之大,如此值得稱頌!他將永遠活在的心中!

  學生代表劉嘉麒院士發言

  在紀念劉東生先生100周年之際,在“小寒”這麽一個嚴寒天氣裏,今天是高朋滿座。有這麽多尊敬的嘉賓、貴賓、老師和朋友,積極到這裏來紀念劉東生先生100周年誕辰,這是劉東生先生偉大的魅力把大家吸引來了。我作為劉先生的學生,感到格外的榮幸和自豪。在這裏我代表學生,向各位老師、各位嘉賓、各位貴賓、各位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謝!

  前麵,好多領導和先生們都談到了劉先生卓越的學術成就和高貴的品格。回顧這些年,我跟隨劉先生一共是26年多,從我做他的學生到他去世,26年多。劉先生離開9年零262天了,但總覺得他還在身邊,還活在心裏頭!就是說,他偉大的人格還一直在影響著。我作為他的學生感到非常自豪和榮幸!這26年,在我現在的有生之年占了1/3,但是改變了我差不多一生。如果我不跟著先生的話,我想我沒有今天。所以我常常說,一個人一輩子有三個母親,恩情不能忘。一個,就是生你養你的父母,不能忘,她們給了你生命。第二,是給你支持的老師和母校,不能忘。一個好老師可能不比好父母差,甚至說可能勝過自己的父母,因為父母最多就給你一個生命,等你長大了也管不著你了。而老師,正是在你成年的時候管你,教給你做人的道理。所以,我能有這麽一個好老師,是我一生的榮幸。第三,每個人不能忘的母親,就是祖國。因為隻有祖國,才能給你尊嚴。一出國,就不管你是張三李四了,就都是中國人了。中國強大了,中國人也就受尊重了。否則,是不會被尊重的。

  我這一生,非常幸運有劉先生做我的老師。說起來也是有緣。當年,我考博士生的時候,地質所隻有4個先生招博士生:張文佑先生、葉連俊先生、尹讚勳先生、劉東生先生。尹讚勳先生當時能招,沒招。我靠劉先生這塊兒近一點,他就收了我。畢業以後,我一直在做同位素地球化學和年代學工作,沒想到他把我要到第四紀這兒來。當時,很忐忑,因為我原來基本上沒學第四紀,我的專業是岩石地球化學,覺得第四紀比較陌生。後來我印象最深的是,1986年在京西賓館開院士大會,有一天中午他把我叫去,一個中午他也沒休息,在走廊裏談了兩個多小時。我是他的學生,這點尊師我還是能做到。老師讓你幹什麽,你不聽他話不行。後來,王思敬所長也是聽了劉先生的指示。我跟王思敬所長說過:“我也不搞第四紀,到第四紀室當主任,怎麽能行啊?”當時王所長就說:“劉先生要這麽做,就得這麽做。”所長也得聽劉先生的話,我當學生的,更得聽劉先生的話了。現在看來,如果我沒有這一步的話,我也沒有今天。所以,非常感謝先生能給我機會!

  跟先生26年多的時間,我不光是學到了很多科學知識,更重要的是,從他那兒學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大家講了劉先生的很多高尚品德,我覺得這是做人最重要的。這麽長時間了,大家還覺得他健在、他仍然在中間。一個人,如果沒有高尚的品德、高尚的影響力,我想他去世就去世了。所以說,人不在於健在的時候和有權勢的時候有多麽大的影響力,更重要的是,不在了或者沒有權勢了還能有很高的影響力,這才是他本身的影響力!所以,要學習劉先生的事情太多,做學問、做人。劉先生不僅是這個隊伍的楷模,也應該說是國家科學界的楷模,是第四紀的一麵旗幟!他帶領中國的第四紀,有過相當一段時間的輝煌。現在也不能說不輝煌,但是不夠輝煌,不如老先生在世的那個時候輝煌。

  另外,他在國內外交際很廣,朋友很多。所以,我在跟隨他工作的過程中也能夠見到一些大人物、名人和一些重要人物。比如說:在座的張彌曼先生,汪品先先生。那個時候,這些先生們都是攀不上的,但是我要打著劉先生的學生去,就能見到這些先生們。在國際上也是這樣。我記得在籌備1991年INQUA大會的時候,因為89年六四事件以後中國的國際環境非常不好,有人就提出來INQUA大會不能在中國開了。劉先生為這件事東奔西走,在國際會議上到處做工作。我記得我陪他到紐約、華盛頓開會的時候,他找了好多外國人談。最後,大家還是認可在中國開了,而且91年的會開得非常成功。像袁先生他們,那次都是出了很大力的。

  一個科學家,必須把國家放在第一位,這才是真正的科學家!劉先生給做出了榜樣。他不管是在學術上、人品上、還是在為國家著想這方麵,都給樹立了榜樣!我想千言萬語,就是要永遠紀念劉先生,永遠學習劉先生,把他未盡的事業繼承和發揚下去!

  學生代表朱日祥院士發言

  在先生誕辰100周年之際,我覺得先生的科學成就和人格魅力,隻有仰慕之情。作為他的學生,我在這兒就不再贅述了。我自己想談兩點:第一,我是怎麽成為先生的學生的?第二,先生對我的影響是什麽?

  大家都知道,我本來大學是學物理的,研究生先考到了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因為沒法考地質。念完碩士以後,我已經知道劉先生是國際著名科學家,但是我仍然不能考他的博士生,不是不想考,是考不上,因為我沒學過地質的課。所以,我當時考到了地質所兼職教授朱崗昆先生的博士。大家知道,80年代的博士研究生和現在不一樣,那時候博士導師是教育部評審的,你考上了也不行,必須是招生單位的博士導師才行。因為朱崗昆先生在教育部注冊的博士導師,不在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所以我必須在地質所再找一個導師,才能成為地質所的博士研究生。剛才大家說先生很平易近人。正像丁仲禮剛才講的,可怕他啦,我不敢找他。我找到我的好友丁仲禮,他當時已經是劉先生的學生了,我請老丁引見,成為劉先生的學生。好多人都覺得,我似乎不應該是劉先生的學生,但是我千真萬確是先生的學生。這是我想說的第一點,我怎麽成為劉先生的學生。

  我想講的第二點是:先生對我的影響是什麽?我自己沒有學過第四紀地質,劉先生也沒帶過我考察黃土,是丁仲禮帶我認識了黃土。所以說先生對我的影響,可能比對他直接帶的、學地質的研究生的影響,要少一點。但是,先生跟我有過幾次關於研究工作的交談,其中有兩點,對我影響最大。第一,他說“現代科學必須注重實驗,這方麵中國現在比較弱。”剛才安芷生先生談到劉先生發表的Nature文章,最重要的第一手資料,就是古地磁實驗研究。那時候,劉先生沒有辦法在中國完成這個工作。包括安老師他們早期的古地磁工作,也有很多都要到國外去做。所以劉先生就說,你是學物理的,你應該把古地磁實驗室搞好。這是劉先生對我影響最大的教誨之一。我覺得,我自己沒有辜負劉先生的期望,應該說把古地磁實驗室做到了國際最好的水平。這也是我對劉先生諄諄教導的一個回報。

  先生對我的第二個影響是:高屋建瓴的全球視野。他曾經跟我談到,不能滿足老談什麽東西有中國特色,更重要的是,怎麽才能從有中國特色做出有全球影響的科學貢獻。當時,他跟我談這些問題時,我是一知半解。後來在我的科研工作中,我經常思考先生的這句話。他得泰勒科學獎和最高科技獎之後,我逐步認識到,劉先生真正是把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問題,做到了有世界影響的科學熱點。在先生的啟發下,在我的科研工作中,應該說也是力爭把有中國特色的科學問題做到有全球影響。我覺得在這一點上,盡管無法望其項背,但是努力著。比如說:在劉先生的影響下,我自己做了一些大陸構造方麵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一點點進步,但是離先生的期望還差得很遠。在他誕辰百年之際,我想一定要繼承先生的遺誌,把科學研究真正做到世界一流!不能滿足有中國特色,跟著別人做。要像先生一樣,把科學研究做到引領世界!

  中科院地質與地球物理所王思敬院士發言

  今天,在這裏紀念劉東生院士誕辰100周年。這一個世紀,我覺得證明了劉東生院士是一個大科學家,他為國家的建設、為學科的發展做出了偉大的貢獻。各位學長在這兒,我就不多說了。他同時也是一個大教育家,他的弟子現在是的校長,他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

  我到地質所工作以後,跟隨水文地質工程地質研究室主任穀德振先生,從事水利水電建設的工程地質問題研究。在這個工作當中,我始終認為,第四紀地質學是工程地質室的兩大基礎之一:一個是岩石學、構造地質學,一個是第四紀地質學。所以,我雖然沒有在第四紀研究室工作,但是實際上在我心目中,劉東生先生也是我的老師,除了穀德振先生、張文佑先生。我經常一有機會,就要請教一下劉先生:我的這個想法怎麽樣?我的這個問題是不是個問題?另外,我始終認為,黃土高原在工程地質學領域中,是一個世界級的問題。

  劉東生先生最後幾年,我差不多每年的年初一上午,一定要到他那裏去報到一下,向他拜年。在這個拜年當中,我也就趁機請教工程地質學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劉先生給我說到了一個問題,我的印象很深刻。他說,你們做很多的工程,擾動自然,改變環境,你們有沒有考慮,後來這個環境是怎麽演化的呀?它什麽時候能夠修複?修複的過程是怎麽一回事情呀?我說哎呀,這個問題,隻想到建設,隻想到環境的擾動,隻想到極端自然災害對環境的影響,但是沒有想到,做了工程以後後麵會怎麽樣。因此,汶川地震救災以後,立即就做了長遠的規劃。實際上後麵又遇到了很多問題。三峽,在水庫開始蓄水之前進行了治理,治理以後十年當中,還不斷地發生問題。所以我覺得,劉先生抓住了大工程地質學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對環境擾動以後,環境自我修複是怎麽修複的?時間要多少?這個規律不掌握的話,的救災、災後重建等等問題,理論基礎、根據都是不夠的。

  我自己在水電工程當中遇到的問題:一個是新豐江水庫;一個是薑家灣水電站,在張家界邊上。修了水庫以後,壩在抬高。他們找我說,怎麽回事?壩在抬高?不但壩抬高,壩的下遊都在抬高。銅街子也是這樣,水庫蓄水以後,一半的壩在抬高,岸坡的岩石朝河道裏運動,水平運動。是什麽原因呢?後來做了一些研究,大概都需要經過十年的時間,才會自己慢慢地穩定下來。汶川地震的事,我就不多說了。現在環保部的副部長黃潤秋同誌,他是工程地質室的新的學術帶頭人,我給他建議,要研究汶川地震以後所發生的事情,是怎麽發生的?為什麽會發生?現在看起來,十幾年過去了,差不多再過一段時間就要研究了。三峽水庫,從2007年第一次出水到現在,水庫的災害,基本上處於比較低水平的穩定發展的狀態。災害沒有終止,但是它是比較穩定地發展的。所以我覺得,我沒有白到劉先生那裏去拜年啊!拜年的時候,他就給我提出大問題,不是一個小的具體的問題。所以我不是他的博士生,但是受益是一樣的。

  在這裏,我祝願第四紀科學常青!第四紀科學研究會成立100周年的時候,我估計有點無望參加了。但是我想,年輕的學弟們、更年輕的你們,到那個時候再來慶祝一番,看看地球科學中不可缺失的現代、近代的地球演化,到底是怎麽回事?

  同行們、學長們、年輕一代朋友們,祝你們健康快樂!在新時代的地球科學事業中做出更大的貢獻!

  地科院岩溶地質所袁道先院士發言

  我跟劉先生的學習,時間比較早,是1951年、52年在南京的時候。劉先生那時候在珠江路的地質調查所。這個學校(注:南京地質探礦專科學校)由謝家榮先生領導籌建,在虹橋礦產勘測處。當時,虹橋、珠江路、雞鳴寺(注:中科院地質研究所)、還有南京大學地質係,幾個單位派出一些老師到學校授課。劉先生那時候是在珠江路,不在科學院,在地質調查所。他到學校來擔任助教。他那時候還比較年輕,我才20來歲,他是30來歲。都是青年人,跟有很多交談。尤其那時候,有些人不太安心於地質工作。他就教育,這個工作怎麽好、怎麽重要,激發的事業精神。這是我對劉先生的第一印象。

  第二個比較大的事,是我去西藏。1955、56、57那三年,我在西藏。我這個年輕人對西藏一無所知。經過穀德振先生的介紹,我就跑到劉先生那裏。劉先生還有李璞,這些很早就到過西藏的人,給介紹了很多情況,還給了我很多資料,包括他們在野外做的草圖、路線地質圖。真是無私奉獻,無微不至啊!我自己才20來歲,我又帶了兩個更年輕的人,到西藏去搞水電站、壩基工程地質、地震的分區和穩定性這些問題。1957年初,我回北京匯報工作,正好劉先生在組織第一屆全國第四紀學術大會,在他的一再鼓勵下,我當著裴文中、李承三、劉國昌等老先生的麵,報告了西藏近年來的地震活動情況和地貌、第四紀地質表現,並接受質詢。雖然誠惶誠恐,但受到了很好的鍛煉。會後,還把我的論文發表在“中國第四紀研究”第一卷第一期上。我覺得,劉先生對我的工作、也就是對年輕人的栽培,使我受益匪淺。

  後來,年紀逐步大了,要負起更多的責任。我當選學部委員以後,就組織了石漠化考察,也是國家重大的西南生態問題的考察,邀請了劉先生。那時候。劉先生已經是70多歲高齡了,已經是德高望重了。組織的貴州、雲南、廣西的野外考察,有了他還有孫鴻烈、生物學部的張新時等先生參加就不一樣了。他們一出席,南方各省的領導都來聽取意見,使石漠化的谘詢活動取得了很好的進展,向國務院提出了石漠化治理的建議。現在,石漠化治理在推進,植被得到了很好的恢複,一些工作還在進行當中。

  總而言之,我覺得我跟著劉先生學習,工作上得到他的支持,得到他的栽培。後來在第四紀委員會,的岩溶、石筍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他親自為我編寫的專著《岩溶環境學》作序。有一次,我帶著桂林盤龍洞石筍高分辨率的古氣候變化研究成果向劉先生請教,劉先生看了非常高興!他說你把這個成果趕快給我,我給你趕快發表。他很敏感。他對年輕人的栽培、對後輩的提攜,使永遠地銘記!

  今天在劉先生100周年的時候,懷著非常崇敬的心情,要把劉先生的這種精神、學業上不斷開拓、對後輩的提攜、不斷創新這種精神,繼續堅持下去!

  同濟大學汪品先院士發言

  講兩點:一個是百年,二一個是戰略。

  今天是劉先生100周年的一個會。中國有句古話,叫作“百年樹人、十年樹木”。人,就是要這個尺度。尺度是兩樣的,開一個店和搞一門學問,衡量的尺度是兩樣的!開一個店,生意不好,明天就知道了。人的評價是百年的!劉先生,現在回過頭來看,如果拿他的論文來說,按照今天的標準,估計他當時要申請傑青,都不是很容易。現在的傑青,SCI都是大把大把的。所以對一個人的評價,就要長尺度地來看。

  在座的,有好多像我這樣的“80後”。我覺得,也完全應該按照這個尺度來看自己。我想說什麽呢?我剛才在底下,一邊聽一邊看劉先生的年譜。劉先生的成果、他的輝煌,都在60歲以後。如果他60歲退休了,你看看,劉先生有什麽?所以,人的退休年齡,把知識分子跟體力勞動的人一樣對待,那是一種誤會。現在全世界人的期望年齡是71歲,人類越來越健康,能做事情的時候越來越長。到了60歲,一定要叫他回家,那是很有問題的。這一點,我不隻是在這裏說的。這是我說的第一點。

  第二點是戰略。現在的戰略研究非常興旺,各個部門都在組織,有時候同樣一個題目,各地都在討論。但是,我不敢恭維。為什麽呢?大部分戰略研究不光是浪費時間,實際上是貽害後代。為什麽呢?什麽叫戰略研究?一批人坐在這裏,先來看我的題目在哪裏?所有人的題目都擺平了,好了大家簽字,完了就成功了。這個叫戰略研究?這個是“提前分贓”!後麵人的錢,你已經把它分掉了,別人再別幹了,我都有了。劉先生這點,是我非常欽佩的!這位先生涉及的麵和他看問題的角度,跟別人不太一樣。我印象很深的是,改革開放之後,他開始做黃土,是幾個、中國地球科學裏第一個走向國際的。當時並不主張要這樣做,也沒有什麽SCI的概念。而且劉先生是第一個,剛才好多已經講過了,開拓性的工作。

  我特別要講的,就是海洋。這個年譜編得非常好,但不是沒有紕漏的。我要說的是,85年劉東生先生擔任中國大洋鑽探委員會的主任,這個是沒有的。這是這些人參加的。當時,許靖華先生回來推動這個事,由海洋局的羅鈺如局長負責,劉先生當時是科協的書記,請劉先生當主任,羅鈺如自己當副主任,成立了一個大洋鑽探委員會,想爭取參加國際大洋鑽探。但沒參加進去。為什麽呢?作為一個Associate Member,50萬美金。那時候50萬美金,那是天文數字呀!所以,他們說了半天也都是白費,給國家領導反映是不會批準的。但是,這個事,為後來大洋鑽探埋好了一個非常好的種子。後來講的時候,已經有基礎了。我覺得,這就是劉先生的戰略眼光!後來,特別是鄭洪波在同濟當院長的時候,劉先生來的時間很多,跟胡先生,他們對海洋事業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議。我覺得,這就叫戰略家!我就說這兩點。

  我和孫湘君,是很少的非劉先生的弟子。但是就像剛才丁仲禮講的,能夠親臨劉先生怎麽罵學生的這個場麵,別人大概沒有這個榮幸。我覺得這個確實是,又能夠嚴格要求,但是又能夠堅持方向。這是非常應該學習的!

  中科院國家天文台歐陽自遠院士發言

  能有機會參加座談會,感到非常榮幸!

  我要永遠銘記劉先生對我本人的教導和啟發。我隻講一件事情。他從北京搬到貴陽的時候,一下火車就是批鬥會,批鬥劉東生,甚至還有人動手動腳。老先生在那個時候很沉著。事後,我偷偷地跟劉先生說了一句:“劉先生,你要挺住啊。”因為我也遭批判,很多人都遭批判,我是修正主義苗子,他們是反動學術權威。

  當時在貴陽,他跟我談了一些話,我真地感到對我一輩子都有極大的鼓勵。內心得到一種支持,得到一種巨大的推動力。兩個人經常在一起聊天,劉先生說:“我和郭先生(注:郭承基先生),都非常注意你。你這個人心地還是善良的。第二,你很刻苦,學習勤奮,待人謙虛。第三,你這個人胸懷不太狹窄、比較開闊。你要記住,胸懷有多開闊,人的成就就有多開闊。”這是他說的。我當時沒有太大的意識,後來越來越體會到,斤斤計較、心胸狹窄,是做不出事情來的。

  另外,他問了我一個問題:你幹嘛要去搞天上的東西?我說我1957年初考上地質所的研究生,搞的是長江中下遊的銅礦、鐵礦的成因。1957年,蘇聯發射了第一個人造地球衛星,宣布人類空間時代的到來。當時,這個年輕的共和國剛剛成立不久,應該說什麽基礎都沒有。一窮二白,又沒有錢。但是,這是人類未來發展的共同方向。緊接著1958年,蘇聯、美國為了空間霸權的爭奪、為了冷戰的需要,去探測月亮;1960年,蘇聯、美國又去搞火星。幹嘛要這樣做?我覺得,我原來下決心像螞蟻一樣,成天在地球上爬來爬去找礦,假如有衛星,局麵完全就不一樣了。我堅信,中國未來一定會走到這個時代,一定會進入這個時代,年輕人能不能做點準備。我調查了蘇聯、美國為什麽要這樣做。另外我自己覺得,我有了一些地球科學的基礎,我要去搞天上掉下來的東西。跳出地球看地球,可能對地球的認識會更深刻。當時,中國沒有一個人搞,我想咱們就開個頭搞吧!大煉鋼鐵的時候搞起,當然中間夾了一段,十幾年,去搞了國家的地下核試驗。

  我做侯德封的秘書很長時間。他真是個大的戰略科學家,親自部署北京地質所、蘭州地質所、貴陽地化所、和青海鹽湖所的地球科學研究方向、和協作。我覺得他非常讚賞劉先生,認為劉先生是有長遠眼光的科學家。他到了貴陽的時候,劉先生問過了我這個問題。他說:“我清楚,歐陽啊,不要再搞礦床了,下決心沿這條路走下去,一定會有好結果。因為這是科學發展的共同的一條規律,中國一定會走到這一步,我堅信這一點!”但劉先生更激勵我,他說再大的困難,你也要挺過去!後來,雖然遇到很多的艱難困苦,也有一些迷茫的時候,我覺得劉先生指引了我的道路。這是我第一次聽見長輩對我說,你要堅持這條路,要走下去。這個激勵了我,也鼓舞了我!我永遠感恩劉先生對我的幫助!所以我體會,他是一位偉大的戰略科學家,他考慮的是國家的前途,如何為國家出力。我真的從內心一直會記住劉先生!

  剛才還談到很多很多,說他抽煙。我是文化大革命挨批判,思想很苦惱,天天都很煎熬,學會了抽煙。我也偷偷給劉先生煙抽,倆就經常聊。我感覺到,跟他談話受到激勵,受到鼓舞。他是如此的謙遜,如此的平易近人!他的話,我永遠記得。他說,他和郭先生一直關注我要怎麽走。在紀念他誕辰100年的時候,我覺得終於挺下來了,終於慢慢地走出來了,還要繼續走下去!有更多的年輕人,他們的事業更偉大,真正要實現國家的強大!要以自己建起夢想的精神告慰劉先生。祝他永遠安好!

  北京大學周力平教授發言

  我是北大周力平。首先,劉先生是北大的兼職教授。所以,我今天雖然不能代表北大,但是我還是應該代表北京大學第四紀的師生,來表達對劉先生的懷念和感激。我要特別代表曹家欣教授,表達劉先生對她本人和對北大第四紀的支持。曹先生也是在劉先生的鼓舞之下,對中國第四紀盡了她最大的努力,尤其是在培養人方麵,我就不一一數了,因為今天的主持人就是北大的校友,是劉先生支持下的第四紀的一員。

  我不屬於丁院長剛才所說的那種、劉先生可以隨便罵的人,但屬於比較願意多談話的人之一。我85年第一次上黃土高原,非常榮幸我和劉先生住一個房間。我講一個小故事。劉先生說,這些用不完的牙刷,咱們帶走。後來,我自己笑稱為“三光政策”。用不完,就帶走。我以後確實也是這樣做的。

  另外,我當年從布魯塞爾轉到劍橋去讀書,是和劉先生商量之後決定的。而且這裏麵有劉先生很多非科學方麵的智慧。比如說:如何向比利時教授講我要轉到英國去學習。在後來的學習當中,劉先生給我寫了很多信。我要把這些整理出來,交給劉麗和劉強。

  還有,我從入選科學院百人到申請北大的長江學者,其實都是劉先生在背後給了我秘密的支持。在這一點上,我是非常感謝的。之所以說秘密,是因為這裏麵有些故事。今天沒時間講了。回到北大之後,劉先生還多次和我談我的工作。所以從個人來說,我要借今天這個機會,表達對劉先生的懷念和感激。

  還有一點特殊的。在座的人當中,一家三代人都認識劉先生、或者說跟劉先生有一定程度交往的,我可能是少數之一。因為工作的原因,劉先生和我父親有過接觸。然後因為他在劍橋訪問過十幾天,他和我的小孩兒也有過接觸。所以,我借這個機會表達對劉先生這樣既是一個偉大科學家、又是一個普通人的懷念。

  中科院研究生院地學部1993級校友(劉東生院士銅像捐資代表)柴五家先生發言

  我代表地學部1993級的研究生,在這裏緬懷劉東生先生。

  聽了各位前輩的介紹,我想表達幾個感言。一個就是自豪,我為先生感到自豪。也很自豪,為先生做了一個雕像,在中科院大學雁棲湖校區。這是第一座。我聽說,其他幾位先生的雕像也在做。不過,這幾位先生的雕像隻能是第二個、第三個,為劉先生做的雕像是第一個。

  我是昨天從寧夏趕回來的。在水洞溝看到了先生的照片和他的留言,感到非常高興。我覺得,冥冥之中先生在提醒我,要來參加今天這個會議。

  我現在做的,主要是互聯網教育和人才培養。今天,大家講了先生在人才培養方麵的很多案例,對我啟發非常大。我正在策劃一些節目,想把先生的大家風範傳承下去。借這個機會,我要感謝石耀霖院士、林秋雁老師給我的很多幫助!還要感謝劉強老師、劉麗老師的幫助!

  福建師大劉秀銘教授發言

  我叫劉秀銘,是劉先生83年到89年的學生,是在丁仲禮之後一口氣讀了6年的學生。

  前麵大家都說了劉先生在全球變化、黃土方麵的豐功偉績,作為劉先生的學生,在這裏很受教育,也非常自豪。我想講的是,如果靜下心來思考一下,現在看懂了黃土、古土壤、第四紀,其實這裏麵還有很多更深的潛力。比如說:把分層的東西推向第三紀紅粘土,郭正堂又把風積的推到了22 Ma。這就是把古季風往前推。實際上,都是因為熟讀了黃土高原這本書,才能把它往前延伸。那回過頭來看,從地學的角度來看,以前是沒有風積這麽一說的。以前的沉積學裏,層狀的地層都是屬於水成的,所以黃土在五六十年前才有風成、水成的爭論。現在,熟讀了黃土以後,就知道全國一大片紅色的地層,為什麽都被認為是河流、湖泊或者海洋的沉積?因為是紅色,是赤鐵礦。熟讀了黃土以後,就有可能看懂那些東西。就是說,要把黃土、古土壤的東西總結起來,去重新認識古老的地層。

  其實,說到紅色的地層,隻是說了一個部分,因為它隻是幹旱、氧化狀態下,地表的土壤。今天東北還有黑土。這樣的情況有很多。我舉一個例子,比如說印度的德幹高原,前幾天,我去了那邊。德幹高原是玄武岩,上麵有一層磚紅壤,通常被解釋為玄武岩的原地風化。但是,25米厚的磚紅壤,從上到下的這種風力由強到弱,並且界線清楚,這就缺乏風化的特點。我就在上一次地貌學報告中說,這應該是分層。我給他們找到了黃土。這個是我現在的研究方向,我就說了幾句。

  祝各位老師身體健康!

  劉東生院士女兒劉麗女士發言

  今天是我父親誕辰100周年、逝世9周年的日子,我非常激動。聽到大家的發言,我更加感動。雖然他走了已經9年了,但是對他的懷念還是與日劇增。借此機會,表示對父親的懷念和對研究所領導以及與父親共同工作的同事們的感謝!

  首先,感謝所裏給了我為父親整理檔案資料的機會,使我在整理的過程中更多地了解了父親,也彌補了一些、父親幾乎把所有精力都奉獻給他的科學事業而很少陪伴家人的不足。為了這個事業,父親很晚才結婚。我出生的時候,他已經39歲,已經是一個青年科學帶頭人了,所以他的工作非常繁忙。我出生的第二天,他就去蘭州,回到了黃河中遊水土保持考察隊的考察工作中。他小時候的故事,我都是聽爺爺、奶奶講的。每當他們給我講父親的故事的時候,他們真的是兩眼放光,感到特別的自豪。

  我爺爺是自學成才,所以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當我父親三四歲的時候,他就送他到私塾,學習“四書”“五經”,晚上還要打著燈籠去補習英文。有時候,不惜用他自己一天的工資買一本《兒童世界》給他看。我爺爺說,你父親從小就很聰明、事懂,他是一個很聰明、懂事的孩子,非常喜歡大自然。他到池塘裏去捕魚,回來以後他就會問:“為什麽魚一直能在水裏遊而不會被淹死?人為什麽不能長期在水裏生活?”說完以後我爺爺還會加一句,其他的孩子就是瞎玩。所以那個時候,我就很有壓力,覺得不能瞎玩,回來要問一些問題。

  我奶奶也經常說,你爸爸5歲的時候就能幫奶奶給爺爺寫信,家裏的事情都是他幫著做。我父親10歲的時候,我爺爺帶他看了他人生中的第一部電影。這部電影是中國人自己拍的,是一部反映四川、西藏探險旅行的片子。本來就喜歡大自然的父親,第一次看到了雪域高原和叢山峻嶺,看到了少數民族養犛牛等等的新奇世界。他在晚年口述曆史的錄音中說:“這部電影使我第一次看到大雪山,看到我不知道的其它地方的人的生活。這引發了我的好奇心、對自己未知領域的好奇心,這種小時候的經曆對我一生職業的選擇是有潛在的影響的。”我父親的愛國思想,是在上小學以後學到嶽飛的警句“文臣不愛錢、武將不惜死、則國可以興”、並親身經曆了震驚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後建立的。他以學校的校訓“勤學、篤行”為行為標準,愛國、勤奮、好奇、篤行,是他一生做人的準則。

  在整理父親的野外筆記時,有幸拜讀了他從大學時代一直到晚年2006年最後一次出差的工作記錄。看到他在大學時代全部用英文做的野外筆記和學習記錄時,就找到了為什麽他在沒有留學經曆的情況下能夠熟練應用英語的答案。為了完成畢業論文,父親和同學們跑遍了雲南的大山大川。在抗戰時期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他們大多隻有一件外衣,刮風時擋風,下雨時遮雨,晚上就用來保溫取暖。當時,他們穿著這件破大衣,采回了大量的標本,畫出了準確精美的地質圖;還是穿著這件破大衣,他們去圖書館看書,進咖啡館討論問題。沒有人注意自己穿著什麽,吃的什麽。他們在意的,隻是發現了什麽,學到了什麽,得到了什麽研究成果。

  父親參加工作以後,隨侯德封先生、楊鍾健先生等進行野外考察,做了大量的野外學習筆記。從筆記中也可以看出,他對前輩的尊敬、崇敬之情。虛心學習、刻苦鑽研,使他很快掌握了知識和技巧。當我按照年代,一本一本翻開帶著泥土芳香的筆記本時,看著那些精美的地質剖麵圖,仿佛參加了黃河上遊、三門峽第四紀地質綜合考察隊,看到了那一排排窯洞裏的燈光,看到了黃土層中帶條狀的紅色土;又仿佛參加了黃河中遊水土保持綜合考察隊,來到了山西靈石的王家溝。在父親的筆記中,沒有路途的奔波勞碌、風餐露宿,有的隻是那廣袤的黃土高坡和在這30多萬平方公裏畫出的栩栩如生的剖麵圖。

  從60年代開始,父親參加了青藏高原的科學考察隊,他小小的筆記本又將我帶到了壯美的雪域高原。這時,他不僅僅是跟著老師學習的青年科學工作者,而且是可以獨當一麵的學科帶頭人。他的筆記不僅記錄了世界第三極的座座高峰,還記錄了大自然鬼斧神工建造的條條冰川。更重要的是,他記錄了自己作為學科帶頭人的成長過程。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認真學習,發自內心地反省自己,積極參加各種勞動改造。他的筆記本裏沒有對造反派的任何怨言,隻有他每天搬沙、運石、鋪洋灰的記錄。在有限的條件下,他還查閱並翻譯英文資料,為科學春天的到來準備好自己。

  從70年代開始,國家的科學工作走上正軌,他馬不停蹄地到世界各地,向國際同行學習,給中國的第四紀研究創造與世界水平接軌的機會。他參加國際會議,舉辦國際會議。在七八十歲的耄耋之年,還意氣風發地幾乎走遍了世界各地。80多歲時他到野外考察,仍然像20多歲時一樣,拿著筆記本一筆一筆地畫著地質素描圖。看著一張張精美的素描圖,我感到圖裏麵表現的不僅僅是當地的地質和地貌,更重要的是體現了一位科學家愛科學、敬專業的精神。

  在整理父親的遺留物品時,我不僅看到了他將近400本的野外筆記,還看到了大量的親筆手稿,有學術論文、學術報告、大會講話、紀念文章和給出版物作的序和跋以及給研究生上課時的備課稿,還有他自己大學時代的學習筆記,等等。這些珍貴的手稿反映了父親一生為國家的科學事業做出的貢獻。從這些手稿中,我看到了父親對待每一件事情的認真程度。每一篇文章他都經過了認真的思考,寫提綱,寫正文,一遍一遍地修改、抄寫。一般情況下,一份稿子他至少要改3稿。在當時沒有計算機的情況下,可想而知那是多麽大的工作量。另外,不管是在院士大會上作學術報告、還是給普通中學生作科普演講,他都是同樣認真,一絲不苟。

  父親對紀念文章的約稿也是有求必應。每一篇文章,他都是懷著對老師、同學、同事們的尊敬、懷念之情,一字一字極其認真地寫出來。有一篇“紀念黃汲清先生”的文章,一共30多頁,他寫了三四稿,還密密麻麻地用紅筆修改,抄寫數次直到滿意為止。手稿中工整的字體、深情的話語,字裏行間浸透著對恩師的尊敬和懷念。父親在百忙的科研工作中抽出時間,為自己的恩師們和共同學習、工作過的同誌們寫紀念文章。他在筆記中這樣寫道:“寫紀念文章不但是對老師們的尊敬和懷念,更是又一次向他們學習的機會。”在閱讀筆記和手稿的過程中,我不斷看到父親自己盡心盡力為科學事業所做的工作。他在筆記中記錄了與他一起工作的同事們所作出的貢獻,不僅僅是業務方麵,就連做輔助工作的同事們所做出的努力,他也工工整整地記錄在筆記本中。有的同事在野外為他背包,有的同事到野外為課題組采樣,有的同事在寫文章、做實驗、算數據,等等,他的工作筆記都記錄得非常的清楚。

  在整理檔案尤其是在準備今天大家拿到的這兩本書的過程中,我仔細地聽他的錄音,看他的筆記。一位全方位的父親呈現在我的麵前,我甚至比他在世的時候更加地了解和理解他。我感到心裏更加寧靜,感到他的精神和鼓舞。在今後的生活中,我將克服一切困難,迎接像黃土高原一樣廣袤、雪域高原一樣壯美的未來。

  最後,我由衷地感謝與父親一起工作過的所有同事們和學生們!感謝你們在數十年的工作中給予父親的幫助!感謝你們在父親生病時陪伴在他的床邊!感謝你們關心的家庭!感謝所裏在父親去世後為他設立了紀念展室!特別感謝韓家懋老師幾十年來在工作上和生活上對父親的協助,尤其是在父親去世後為編輯出版父親的紀念文集以及這兩本書所付出的無私的奉獻!我代表我的全體家人和我個人對大家表示由衷的感謝!

  劉東生院士兒子劉強先生發言 

  人生百年,地球一瞬間。有時候,我恍恍惚惚坐在西南聯大的教室裏,在中央地質調查所工作。出席今天座談會的,還有我父親的老領導、老同事的親屬。有中央地質調查所所長黃汲清先生的親屬,他工作多年的老領導佟城先生的親屬,他的老朋友葉連俊先生的親屬、施雅風先生的親屬,他的老同學黃劭顯先生的子女。

  今天早晨,我碰到張彌曼院士。小時候我一直叫她張阿姨。她告訴我說,劉強,文化大革命你小的時候,你們一幫小孩兒到我這兒玩,大家問,一共有幾大洲?有人說有3個,有亞洲什麽的。問還有呢?有人說還有廣州。說就你還知道。如果現在張院士再問我的話,我可能回答不出來了。我隻能回答“一帶一路”。

  像黃先生、我父親他們這一代人,沒有趕上國家科學發展的真正的最好時期。我比較幸運,2008年回國的時候就感覺到國家在科學上的發展。這十年來確實又有了突飛猛進的進步。這些老前輩們所留下來的知識和他們的精神,用我父親的話來說,已經成為曆史的光輝,照耀著“一帶一路”以後科學的發展。

  這麽多年來,子女健康、簡單、安靜地生活著。父母在天之靈有知,亦可含笑九泉。謝謝大家!

  座談會最後,主持人郭正堂院士說:“在今天這個簡樸的座談會上,各位老師、領導和同事用充滿敬仰和真情的語言,表達了對劉東生先生的緬懷之情。聽了各位的發言,使在座的中青年學者經曆了又一次心靈和精神的洗禮。讓把劉東生院士等老一輩科學家開創的事業發揚光大,為國家的科學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他代表座談會籌辦單位,對有關部門、單位和個人為籌備座談會所付出的寶貴時間和辛勤勞動表示感謝,對座談會籌備過程中出現的不周到和不周全表示歉意,並再次感謝各位老師和各位領導的光臨。

  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座談會在隆重的氣氛中結束。

 

致謝: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任暉先生提供所有照片,中國地震局地質研究所研究員盧演儔先生、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員胡瑞林先生和呂厚遠先生、福建師範大學教授劉秀銘先生核對部分人名和地名,在此一並表示感謝!本文根據錄音整理而成,不妥不當之處,敬請批評指正。

 

  中國第四紀科學研究會秘書處

  2017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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